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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IN娱乐城官网:亚洲十美终极PK刘诗诗逆袭登顶

作者:左移湘     时间: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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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诗人流沙河在《文汇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东坡剽诸葛》,质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句,说其“不符合写实之真”,于是“考证”,判苏轼侵权。然而他错了。错就错在以诗人的气质秉性和思维方式、方法来治学。  写本文的动因,是近期读到2006年第二期《新华文摘》转载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流沙河的《东坡剽诸葛》,另一篇是南一士的《为东坡剽诸葛一辩》。显然,这是两篇争鸣文章,论辩的中心是“东坡剽诸葛”一案。读了之后,于南一士的辩驳之外,还另有想说的话,故而发之为文。  “术业有专攻”,这是人皆熟知的一句古话,其义不言自明。在今天这样一个学科交叉融合,特别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背景之下,再讲此话,且要拿它来说事,似乎于时代趋势相违,于科学发展现实不合。但如果实事求是,作为一条“圣哲彝训”,它还不是完全没有真理性的过时之论,还不失为一条治学之道,妄疑或背之,不仅术业无成,甚至会出问题。  比如一位诗人,他的情感世界可能更丰富而细腻,他的想象能力可能更活跃而少束缚,他的文思才气可能更充沛而敏捷,但相对于治学的学者,则可能缺少严谨而慎重、冷静而理性、准确而不苟的科学品质,也可能缺少深厚的学养、宽实的积累、精深的学力。因此,诗人就是诗人,他可以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充分驰骋想象,心游万仞,思接千载,以他敏捷的文思和才气,写出感人至深的诗篇。但是,如果不惴学力之不足、学养之不厚,强为学者之事,勉做治学之功,就难免要栽跟头、闹笑话、出问题,授人以柄。当然,凡事都没有绝对,诗人和学者之间也并非不可跨越,两者兼通兼优的诗人或学者亦不乏其例。这里的关键是出发点、是态度。如果是为了哗众取宠、追新逐奇,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做己所非能之事,且又功夫不扎实、做不到家,是不合治学之道和精神的。  流沙河原本是位诗人,以其诗歌创作的实绩和成就,取得在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和声誉,于其本业算得上大有所成。近几年,他又以评论家的身份,在《文汇报》的副刊《笔会》上辟设专栏,撰写文章,评点论说古今文坛之事。文坛上一向是仁者见仁,如果只是以诗人或评论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立论,有话尽可以说,尽可以发挥,其评点论说,作为一家之言,只要言之成理且有据,别人是不会挑什么或说什么的。即如他的这篇《东坡剽诸葛》,若不去做什么考据,因而扯出这么一桩剽用之案,而只就“写实之真”的文学问题辨析论说,对读者尚不失有启发之用,也不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问题恰恰出在考据不实,用假证立案上。  文中,作者说自己“人渐老去,却滋生出一些乖僻,往往怀疑古人诳我”。于是便怀疑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怀疑词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句,就“不符合写实之真”,就是词人在“诳我”。证之以书上的有关记载和苏轼自己的前后赤壁二赋:明明是江面开阔、烟波浩渺、江宽流缓,明明是“水波不兴”、“万顷茫然”,何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显然失实失真。但仅就这层意思发挥,作者似乎觉得平淡无奇,不能夺人耳目,不能让读者为之眼睛一亮,于是再去考证,便引出了“东坡剽诸葛”一案。作者考据的文献资料,用以立案的证据,是在明代人傅振商编辑的《蜀藻幽胜录》中收录的一篇署名诸葛亮的《黄牛庙记》(又名《黄陵庙记》)。殊不知,这是后人的一篇伪作,而且是远比苏轼更晚的明代人的一篇“赝托之本”,根本就不是诸葛亮写的。证据是假的,此案当然也就不成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先来考查作者写作本文时的心态。这篇伪作《黄牛庙记》,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作者自己说,读至此,先是“一嗝”继而“惊呆”,然后大呼:“坡公那两句,天哪,原来是剽用诸葛亮的。”由此可以推想作者当时的心境心态: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感觉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作者以为,自己独家挖掘到、探寻到一个新鲜、绝好的题材和话题,正可用来为所辟的专栏写一篇不说能够惊世骇俗却也足以让人们感到吃惊、出乎意料的文章。这一推想是有根据的,你想,以作者74岁高龄,从14岁就伴着窗外的树影蝉声诵读仰之敬之的坡公的名词,整整六十年,如今却突然发现这么一桩千年文案,发现一代词豪竟乃文贼剽手,能不惊诧!找到如此好的一个写作题材,能不兴奋激动,视如至宝!在他看来,这似乎已是一桩确凿无疑的铁案,于是,不做任何进一步考证,就匆忙判苏轼侵权,并大发一通判词,什么“民事诉讼”、“道歉赔钱”、“版权保护”云云。  然而他错了。错就错在以诗人的气质秉性和思维方式、方法来治学,来研究和解决学术方面的问题,而且又没有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一个学者,他要追求研究结论的科学、准确、立地生根,就必然重视研究过程的严谨、缜密、不出疏漏,必然重视立论之据的真实、可靠、无任何差错和偏误。因此,在做出结论时特别慎重,要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每一条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全面、严格的审查考证,即使得到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也不会盲目地不做任何考证,就拿来使用。然而作者是诗人,对于治学,对于学术问题,竟也像写诗一样,跟着感觉走,只凭一时的感发和冲动,只相信自己的灵感和直觉,而缺少冷静和理性,显得过于急功求成。不仅如此,关于这篇《黄牛庙记》是属假冒伪托之作,有众多的文献资料,记载着许多学者的有关质疑和考证。同样,由于作者是诗人,这些东西原非本业所需,因而过去可能不甚关注,所知甚少,甚或一无所知,显出这方面的孤陋寡闻。如果作者遵循治学之道,稍做努力,稍下功夫,去进一步考查,也可能由不知变为知。然而,作者没去做这样的努力,没有下这样的功夫,于是,就把原已被人证伪了的东西还当成独家发现的至宝,并用做立案之据。证据是假的,所谓剽用之案自然不能成立,而相关的一切议论批评之词,自然也就成了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无的放矢,并使人联想起堂吉诃德大战假想敌的可笑。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和纰漏,还与作者为文的动机、目的有关。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这篇《东坡剽诸葛》时,选题、立论、用据都显得比较轻率,不够认真慎重。作为一名有相当成就的诗人,为什么在做学问时有如此表现呢?窃以为,作者在《文汇报》辟设专栏、撰写文稿、评说古今文坛之事,并非真想研究探讨学术问题,把有疑点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通读他的这篇《东坡剽诸葛》,全篇笔调亦庄亦谐,常常是反话正说,语带幽默又暗含褒贬之锋,追求一种新奇风趣,打造的是一种“戏说”的氛围,全然不是做学问的风格,即使涉及的是治学,态度也并非特别严肃认真,更像是游戏笔墨。因此,也就不大在意材料的真伪,也不会去下功夫考证材料的真伪,只是拿来作为说话的由头,生发开去,自说自话而已。不然,凭诗人六十年积累的创作和批评经验,不用多做其他考证,只要拿来诸葛亮的真作一比,就能品出伪作《黄牛庙记》的假来。仅举一个小小的事实。诸葛亮对刘备的知遇之恩,一直感激不尽,因而忠心耿耿,忠贞不二,即使刘备故去,他对蜀汉政权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表》中,每每提及刘备,都是说“先帝”如何。而《黄牛庙记》却改用“刘氏”,忠贞如诸葛者,怎么会用这种大不敬的语气、称谓!如此明显的可疑之处,又以诗人之经验,倘若是严肃认真地做学问,是该品味出异常,从而发现其中的虚假的,也就不会错判东坡剽用诸葛了。  说作者并不真要严肃地讨论学术问题,还表现在其为文有“作秀”之嫌。本文中,诗人忆写自己“少时书窗诵读东坡名词”的情景,是“当时窗外树影蝉声”,还说自己那时虽幼稚,似懂非懂,却也能“想象飞起来”,“竟得神游趣味”。且不说诗人当时有没有真“得神游趣味”,单说这“窗外树影蝉声”,诗人描绘得是多么悠然闲适、安静幽雅的读书环境!但是,以文中有关记述推算,这“少时”是14岁,当在1945年。谁都知道,1945年全中国是怎样的一幅历史画面,诗人怎么就会忘了呢?他又是在何处觅得这样一方读书圣地?退一步说,即使真有这么一块地方,当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少年诗人又如何能够心定神安地读书呢?这些疑惑,使人不能不怀疑作者在“诳我”,在“作秀”,其辞“不符合写实之真”,并进而怀疑作者讨论的虽是学术话题,却并不十分严肃认真对待之,只是借题为文坛凑个趣,添份热闹。正如南一士在《为东坡剽诸葛一辩》中所指出的那样,流沙河的考据之作,让读者“足以解颐”,我以为也仅此而已。  诗人转而做考据之学,尚学力有余,不是绝不可为,但必须有正确的出发点,必须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必须扎扎实实下功夫。如果功夫不到位,考证不严,自己以假为真,大做文章,使别人也信以为真,那就害己害人了。这里,最要不得的是,以治学来装门面。有位作家,以写小说而名,后又去研究《红楼梦》,用考据的方法去研究作品中的某些人物,主观臆断,强拉硬扯,结果受到别的“红学”专家的批评。因此,治学之道,是绝不能歪想歪做的。尤其在原不是自己专攻之业的情况下,更要谨慎,更要严肃认真,不要妄疑妄断。否则,其研究在内行专家看来,只能是让人一晒的浅薄之说,并无学术价值。  《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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